企业发展   文化先行——访株式会社ビッグハンズ社长 潘若卫

●中日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年的文化交流历史，虽然在肤色、习俗等方面拥有太多的共性，然而即便是文化上的细微差异，也将为政治经济交流带来一定障碍。近年来，华人企业雨后春笋般扎根日本，由于文化、习惯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华人企业在日发展也便存在着水土不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将中日文化融会贯通，来推动两国政治经济交流的健康发展，这一课题历史性地提上了日程。

●日本株式会社ビッグハンズ社长潘若卫，可谓专攻中日企业文化研究的第一人。 自创办企业以来，潘若卫在中日经贸交流的大潮中，摸爬滚打十四载。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的是，潘若卫在日创业不是单纯地为了利益，而是在科学经营企业的同时，将中日两国企业文化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华人在国外发展企业，首先要吃透这个国家的文化，否则，再高明的经营方式，也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潘若卫是典型的儒商，他曾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在绿色军营当过高参；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自1993年起，他相继创办了贸易公司和IT企业，在经营实践的同时，以儒商独有的方式，寻找着中日两种企业文化的可结合点。而且，忙碌于企业经营、传教解惑之余，他还忙里偷闲攻读博士后期课程，并将“如何将企业经营提升到理论，指导在日华人企业发展”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志在为在日华人企业发展，给予科学实用的理论指导。

日本创业的儒商企业家

潘若卫，1959年生于北京，197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1982年毕业后，潘若卫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参某部，任参谋。工作期间，1985年，潘若卫作为日本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来到早稻田大学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其研究课题为《同在儒教圈的中日两国文化的异同》，同时，以《人类在面对灾害时的心理反应》为题，进行地震社会学研究。期间，潘若卫取得硕士学位。1987年，潘若卫回国后任职地震局，多次组织中日地震学家进行交流，多次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989年，作为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潘若卫再度来日本，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特别是1990年取得日本财团的研究基金后，潘若卫与早稻田大学的教师一起，开始着手组织防灾对策及研究调查。

作为社会学研究学者，潘若卫在忙碌于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到一位教授经营的IT公司工作，为其日后开办IT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九十年代，羊绒衫在中日两国很盛行。在中国一件羊绒不过几百人民币，而在日本高达五、六万日元。于是，潘若卫及时把握商机，于1993年创办了奥德曼公司，任董事长，从事羊绒衫等相关贸易，其羊绒衫生意，一度占领日本羊绒服装市场的三分之一。由于中日间羊绒服装价格的巨大差额，潘若卫在羊绒生意中获得了充分的再创业资本。到了1998年，羊绒服装生意下滑，而IT市场出现了巨大的商机。在中日IT业，所有系统面临着由19##升级为20##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IT行业出现了相关人才奇缺的现象。 于是，潘若卫抓住这一有利契机，用在羊绒生意中积累的雄厚资金，创办了株式会社ビッグハンズ，从事 IT 领域的软件外包装业务。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创办株式会社ビッグハンズ的大体情况，以及当时中日两国 IT 市场人才、技术交流现状？

潘若卫：我是1998年开始正式作IT的，当时，日本面临着“IT系统对应2000”的问题。这样，在日本计算机领域就出现了人才紧缺。美国的IT企业，都是固定的软件包，所有企业都是统一格式，大家共享同样的东西。而日本企业大都注重自己的特色，它们不要市场定做的东西，要自己去做，做出特色。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日本的IT行业，每年缺乏五至六万人的技术人才，这对中国是个很大的商机。IT这个行业壁垒森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还存在着中日文化能否相容的问题。我初建公司时，接收了一个八千万日元的订单，然而，没有做成功，因为日本需求方提供的式样书，存在着很多暧昧的地方。然而，即便存在着设计上的缺陷，我们也一定要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导致第一笔生意并不成功。通过那次教训，我觉得，中日两国在IT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仅是利用技术能够解决的，更多的是要掌握双方文化的相容点。

记者：那么，您的IT公司发展至今，已经有八年的历史，在这八年当中，您是如何对应这一问题呢？

潘若卫：我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研究一下中日异文化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日本的外包市场有两兆日元，它的IT投资市场有十二至十三兆日元。如此巨大的外包与投资市场，依靠日本国内的IT技术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的。因此，日本十分之一的外包与投资市场要依赖于中国。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大市场，但是要拿到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就要研究如何与日本市场打交道，研究日本企业的商业习惯。否则，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

记者：那么，您是如何理解日本企业的商业习惯，并与日本IT市场打交道的呢？

潘若卫：IT行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能自动化，百分之九十要依靠人工；IT行业的最大难点就是技术人才的不确定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其实，IT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人为本的。在实际操作时，我们要站到客户立场，去理解它；要站在自我立场，去“教育”它。日本IT企业乃至IT市场并非一切都是正确的，在打交道时，既要理解它，又要“教育”、改变它，这样才能对双方有利，才能做到双赢。另外，中日两国IT技术人才各有优缺点，如何将双方的优点融合到一起，至关重要。谁揉和得好，谁的企业就能取得发展。

记者：您是如何应对IT行业中人才不确定性这一问题的呢？

潘若卫：我参照这一不定人群的特点，结合自己公司的特点，制定一个可以双赢的基点，这也算中国古老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吧。我目前的在日员工有一百五十人；在北京、青岛还有分公司；在日本有大约三千左右IT人才与我们有直接联系，成为我们巨大的人才库。我公司与NEC等几家大的日本企业都有合作关系，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大的发展空间。针对IT人才的不确定性，我们给每一位员工一个梦想，结合企业实际，为其提供更好的工作和待遇，努力将人才流动降到最低点。现在，我们除做软件外包之外，还做一些战略性的人才派遣，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等到我们派出去的人才成熟之后，再将其召回，到青岛、北京等地发展。

记者：中日两国IT市场有何区别？在日华人企业家如何才能将IT事业做得更好呢？

潘若卫：如何将自己的客户群和手里的牌进行战略调整，是非常大的课题。目前，中国IT市场还不成熟，而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中国IT相关人才偏重技术，而日本IT相关人才偏重于业务。今后，我打算致力于新华侨的在日创业研究。我觉得在日华人若想做好企业，首先要考虑到三赢的问题，即客户的满足度、企业的发展度、个人的满意度。在日本，我们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下经营，如何将不定因素转化为固定因素，是企业最大的成功所在。我进行在日华人企业发展研究，是想指导在日华人企业家应该如何理解日本文化，然后通过对文化的理解，达到将日本客户引到自己的大本营，引导他们到中国发展。另外，在IT业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个企业经营模式的问题。作为IT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展自己、更新自己。也就是说，企业主有多大智慧，所经营的企业也便有多大发展。而且，在IT业的实际操作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技术，到第二年就陈旧了。因此，对技术以及经营模式的革新，至关重要。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您在IT行业取得成功的秘诀在于，将中国IT技术人才招到日本，待其在日本IT企业成长、成熟之后，再将其派回中国，促进中国IT业的发展。那么，这一战略是否是中国IT业今后发展的唯一出路？

潘若卫：从做生意的角度讲，更现实的是日本企业的中国市场，这个市场非常大，将来可能会超过日本两兆日元的外包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IT市场会越来越大。目前，在IT业领域，中国的整体水平低于日本，但在IT业中的某些领域，中国是超过日本的。特别是在经营理念上，中国企业以及中国的企业家以绝对的胜券超越日本。在日本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家比较保守，因此造成技术革新频率低，以至于企业发展缓慢。而中国企业家富有冒险精神，敢于引进新的技术，促进中国IT业快速发展。

致力中日关系史研究

记者：您在中日IT领域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您今后的企业目标是什么？

潘若卫：我想，几年后我们的公司规模会更大，等到公司形成更大规模并上市后，我会腾出更多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我有很多兴趣，尤其是想做一下我的家族史研究，研究一下有关我爷爷潘复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补充近代中日关系研究史的空白。我爷爷潘复，博览群书、关心时事、精研济世之学。二十岁时，他曾为当时清政府的铁路建设事业建言献策，记载于《争路小记》一书中；辛亥革命时期，出任江苏督办程德全秘书，并拟《江苏独立通电》；1912年，孙中山组织中国民国临时政府，我爷爷潘复任职于国民政府财政部；1914年任职山东省实业司司长，并于同年出任“南运河疏浚筹办处”总办，着手治理水灾事宜；1916年，任职全国水利副总裁，规划黄河治理工作；1924年，由于“北京政变”，吴佩孚扬言与奉系张作霖决一死战。我爷爷潘复被天津各界推举为代表，配合各方劝说吴佩孚，使天津避免了一次战祸；1927年，张作霖组建军政府，我爷爷潘复组阁并任内阁总理兼交通大臣。之后，被张学良聘为高级顾问。我所要研究的，就是张作霖组建军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以及我爷爷潘复的一些事迹，以弥补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史中的一些空白。

记者：张作霖时期的中日关系，以及您祖父——时任国务总理潘复的事迹，确实鲜为人知。您在短短八年时间里，在IT事业中取得了很大成就。我想，对张作霖时期的中日关系以及您的家族史研究，也会在一两年之内出色完成。那么，之后您的人生计划是什么？

潘若卫：我还是要继续研究华人应该在日本如何发展，将企业经营行为延伸到理论方面。我们曾经学习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按照他的理论，社会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有很多东西并不以资本为主。在不远的将来，社会将不再以资本为核心运转，而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算是子给自足吧。这一现象的出现，将对文化、社会、体制的界定产生较大的冲击。我想，谁能把这个领域研究明白了，或许能得诺贝尔奖。我们在日华人企业将用什么理论来套，将用怎样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经济行为，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我正在研究这个领域，并且会继续研究下去。

潘若卫，可谓中日企业文化对比研究的第一人，在探索和忙碌中，寻找着为在日华人企业服务的科学星火；为理清张作霖军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以及其祖父潘复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贡献，奔波于中日之间采访取材，以弥补该阶段中日关系史中的研究空白。目前，身兼数职的他，还挤出时间攻读博士学位，力求将自己打造成“知识密集型”的企业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从而，以更高起点服务于华人，以强大的知识能量，服务于祖国建设和中日经济文化交流。

本报记者：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