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情深人自醉，画里山水荡青春——访旅日山水画家 沈光文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中国绘画艺术记载着神州大地的瞬息变化，涂描、沉淀、传承着中华文化五千年的璀璨文明。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关注中国。千百年来，作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使者，艺术家们纷纷走出国门，投入到促进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工作中。

●自汉唐以来，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国的鉴真、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有数不清的民间使者奔波在中日之间，以文化交流这一有效的方式构筑着两国和平友好的文化基石。山水画家沈光文便是这浩浩大军中的一员，在二十几年的旅日生涯中，她用饱蘸墨汁的画笔，为中日友好的蓝天描绘着缤纷绚丽的彩虹。

●生在大连、长在南京、从军在云南、求艺在上海、留学在美国、扎根在东瀛。沈光文的求学、生活足迹，正如她信手涂虹的画笔，轻盈潇洒点墨间在坎坷多难的成长路上，练就了忍耐与洒脱。尤其是，文革时那段“路灯下的求学路”，使她有能力面对任何艰难。进而，从“停课闹革命”时落魄的小女孩，成长为云南某部队的文艺兵；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成长为肩挑中日友好、水墨传情的山水画家。

●沈光文创作的原则是：学习传统，走出传统；永远不像别人，永远不“复制”自己。因此，她每一时期的画作都有每一时期的特色，在写意、概念、定位上，前无古人、后撼来者。沈光文将其艺术道路定位为永远的“在野派”，她不喜欢框定于任何线条中，不愿作困在公园或笼子里的狮子。在艺术创作的同时，她还奔波于中日之间从事文化产业经营。

坎坷的求知境遇

1956 年，沈光文出身在中国大连的军人家庭。其父亲是中国东海舰队的军官，其母亲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1963年，沈光文随父母移居上海。沈父在交通部直属的海运局工作，沈母被调到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院。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整个中国沦陷在“革命战争”中。沈光文的父亲刚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两周，便遇上这场摧残人性的“革命”风暴。

文革作为时代的悲剧，将无数个家庭乃至整个中国卷入凄风苦雨中。文革开始后，沈光文的父亲被定性为走资派而遭迫害；其母亲被骂作“臭老九”，接受批判和改造。时值读小学三年级的沈光文，在“停课闹革命”的风潮中，被迫扔掉书包、离开了四溢书香的学堂。沈光文渴望读书，渴望回到洋溢着幸福、充满温馨的美好时光。然而，从前欢声笑语的家，沉浸在父母整日遭受批斗的痛苦之中。年幼的沈光文曾问父亲：“为何我不能真诚地说句话，为何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沈父赶忙制止她的“出言不逊”，因为，如果这话传了出去，会遭到“满门抄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心灵中伤痕累累的沈光文，至今不愿提及文革往事。

沈光文儿时的梦想是当作家。然而，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父母，不要她动笔写一个字，生怕女儿会遭受与自己相同的遭遇。于是，童年的沈光文既不能上学，又不能看书、写字。即便是这样，她也会跑到住宅区的垃圾处，捡来沾满污垢的废书，视作珍宝地夜晚偷偷地拿到路灯下阅读。不能写作，无奈的她只有拿起毛笔，在纸上、墙上、地上，漫无目的地信步涂鸦，积累了一些绘画的功底。然而，在文革中，她曾亲眼目睹自己的美术老师遭受批斗，被造反派用整桶的墨水将浑身染成蓝色。这一悲凉的故事，沈光文至今依稀记在心底，并患上了颜色恐惧症，惧怕蓝墨水的颜色。自那时起，她的所有服装及家具，从来都与蓝色无关。

不久，“复课闹革命”这一措施，使沈光文和其他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背起书包步入了学堂。读中学时，沈光文利用课余时间学画画、担任学校广播员。期间，空军某部队来校招收文艺兵时，沈光文被选中，但在她满怀喜悦准备参军时，却被他人开后门挤了出去。中学毕业后，沈光文被分配到一家木材公司工作，并在业余时间参加了上海广播电台业余合唱团。1976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沈光文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考试。初试、复试顺利过关后，却因对其政审中所反映的长期外出演出结论，而使沈光文的大学梦夭折。

1977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沈光文作为一名文艺兵如愿地步入绿色军营，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军旅生涯。中国云南的四年军旅生活以及云南的青山秀水，为沈光文的画笔赋予了生动的色彩和诗意。1981年，沈光文复员后到交通部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工作。期间，沈光文从师于唐云、林曦明等著名画家，开始了真正的艺术生涯。“笔底春风吹不尽，东涂西抹总开花”，是林曦明老师在沈光文最初画作中的题词，表达了对其作品的赞赏和殷切期望。自此，沈光文在水墨画创作中投入了更大热情，算是对自己未能实现大学梦的另一种心绪的表达。

日本的艺术之旅

沈光文在工作和绘画学习之余，经常观摩各种类型的画展。1984年，在上海举行的“日本巨匠画展”，使沈光文眼前一亮。她对日本画的评价是：“日本画色彩艳丽但不张扬，在笔墨间透着一种意境美。”于是，沈光文在掌握了中国水墨画的功底后，决心赴日学习日本画，并把日本作为走向世界艺术领域的始发站。

1985 年，沈光文留学到日本拓殖大学。为办画展、接济生活，沈光文到东京银座的一家料理店当服务员。虽然打工、读书占用了她的大部分精力，沈光文的心思依然停留在学习日本画上。一次，在为客人倒茶时，沈光文欣赏着暖瓶中袅袅升起的水雾，回忆起在云南当兵时，为寻找绘画素材在青山秀水间欣赏白云时的情景。正当她如痴如醉之际，暖瓶里的水溢了满地，弄得客人们哄堂大笑。

对沈光文来说，那是一段最苦最难的日子。即便读书、打工忙忙碌碌，天性开朗性格的她总会把微笑挂在脸上。虽然她沏茶倒水偶尔洒上一地，店老板和客人也不生气，反而为她执着艺术的境界而感动。因为沈光文阳光般的笑脸，店里也多了不少生意。时任日本千代田工贩（株）公司顾问的星野浩，是店里的常客。当星野了解沈光文的情况后，拿出名片交给沈光文，表示在日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鼎力相助。当沈光文急需保证人求到星野时，星野不但不推辞，并表示向她推荐比自己地位更高的——原日本官房副长官、日本中央棒球联盟会长、现任财团法人本田财团理事长川岛广守。在日本名气不亚于首相的川岛先生，不但平易近人、没有名人的牛气，仅仅一面之交便答应了为沈光文作保证人的请求；当他欣赏了沈光文的水墨画之后，还为其第一本画册撰文以示鼓励。川岛广守和星野浩父亲般的关爱，使沈光文的东瀛求学之旅，如久旱的大地喜逢春雨。

由于对日本画的痴迷，每当得知哪里有画展，沈光文都会挤时间，去观赏日本艺术家的风采。在一次画展中，沈光文结识了俳句作家、日本平凡出版社社长清水达夫及其秘书小宫山久美子。寒暄过后，清水达夫和秘书小宫山久美子，对沈光文的艺术才华很是赏识。在了解到沈光文东瀛漂泊的不易后，膝下无子的小宫山久美子把自家的钥匙交给了沈光文，并询问她是否愿意作自己的养女、是否愿意留在日本继续深造。沈光文打电话征求国内父母的意见，父母和她为小宫山久美子的热诚而感动，高兴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小宫山久美子更是眼含热泪，为自己能够在人生暮年拥有一个女儿而由衷地高兴。在日本孤苦漂泊两年后，沈光文总算在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真正地拥有了安身之处，并彻底告别了打工生涯，到名古屋艺术大学潜心学习日本画；到NHK日本广播学院等处兼职，教授中国水墨画。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文革时路灯下磨练的耐力、军旅生涯中来自青山秀水的灵感、日本养父母及友人的大力支持，使得沈光文的东瀛之旅初现曙光，专心致志地投入到魂牵梦绕的艺术之路。旅日二十几年来，沈光文创作了约五百幅作品、出版了多部画集，并在中日美三国举办个展二十余次。其中，画集的代表作有《沈光文画集》、《心象时空》；水墨画代表作品有《云海松涛》、《雪闻天音》、《樱田早春》、《吞吐山河》、《春绿扶桑》、《自然万象》、《涛声凌天》等。期间，沈光文还创作雕刻作品百余件；应日本丸善出版社之邀，录制美术教程《中国传统水墨画山水技法》。

致力于文化交流

沈光文生长于中国，艺术创作之路拓展在东瀛。“我不是外交官，但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代同呼吸，为中日友好做些有益的事。只有这样，创作起来会更加开心，才会更加有感觉。”在美术创作之余，沈光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热潮中。

沈光文喜欢回国观景揽胜，获取创作素材。同时，她总忘不了带上日本友人，游览中国的锦绣河山、参加文化交流活动。2004年6月，沈光文与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出席第七届上海电影节。期间，描写西藏墨脱地区学生读书难的影片《红书包》，使沈光文与佐藤忠男夫妇默默地流下热泪。沈光文找到《红书包》剧组，买下了《红书包》的日本放映权。她还特意制作了一只红书包，激动地背在肩上久久不放开，感动、震撼、文革时未能读完小学的遗憾，一串串痛苦的记忆浸湿了她的双眼。

目前，电影《红书包》以东京的东中野、立川为起点，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放映，通过讲述西藏墨脱地区小学生真实可敬的求学故事来感动观众，从而吸引更多的日本观众关注西藏，关注中国。继电影《红书包》之后，沈光文仍频繁地往来于中日之间，寻找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亮点。特别是，2005年8月沈光文带日本友人游览扬州大名寺时，被能修法师授予鉴真莲子的法号。同年11月，沈光文还在扬州大名寺举办了“鉴真莲子授名仪式”和个人画展，并捐赠了15幅作品。

1200 多年前，鉴真和尚从大明寺出发，六渡重洋终于来到日本，为传播中华文明、构筑中日友好，深深埋下了爱的火种。时隔1200余年，沈光文作为一名画家，以鉴真莲子的法号和中日友好的热情，继承、弘扬了鉴真和尚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精神，成为日本媒体及民众所熟悉的中日文化传播者。“鉴真莲子，花开见佛”，是能修法师对沈光文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热望；“我以外皆吾师”，是川岛广守赋予沈光文执着事业、谦虚做人的至理名言。如今，沈光文将中日两国父母及亲朋赋予的期待，深深地融入到了绘画艺术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中。

本报记者：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