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爸爸，日本是妈妈——访日本东方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高山英子

半个世纪前的中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为日本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创伤。高山英子,作为战后遗留中国的日本人“残留夫人”后代，在当时的中国，生长在拥有日本人血统的家庭里，注定使她的人生比常人要来的艰难和曲折。然而，拥有中日两国父母的高山英子，其特殊的身份和身上流动的中日两国双亲的血液，也注定使她的人生终究与中日两国结下不解的渊缘。在她奋斗成功之后，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让自己置身于中日两国之间，把中国比作父亲，把日本比作母亲，用自己微薄之力投身于促进“父母 ”和睦的中日友好工作中。

难忘中国的曲折生活

1950 年，高山英子出生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她的母亲是日本人，年轻时来到中国工作。日本战败当时兵荒马乱，一个女孩子无法及时返回日本，就只好留在了中国。后来母亲与高山英子的爸爸邂逅成了家，高山英子出生时被取名叫毛桂英。孩儿时，高山英子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只是上学时发现自己对部分事物的称呼与其他同学不同，回到家里问母亲时，才知道自己受母亲的感染有时交谈时夹带用了日语，并知道了自己的父母是不同的国籍。高山英子三岁时，由于父亲生病，家境开始困难起来。从六岁开始，高山英子就知道主动帮助家里做事，任职于长春市某单位设计师的父亲在画图纸工作时，幼小的高山英子就会在一边作爸爸的助手，被邻里们夸奖是懂事的孩子、“爸爸的拐杖”。

高山英子自幼能歌善舞，读小学四年级时曾被吉林省歌舞剧院选中，因父母不同意而失去了当演员的机会。到了中学，高山英子的表演才华更是逐渐显露出来，在学校身兼文艺队、乐队、歌队、舞蹈队的队长，经常登台演出，并获长春市文艺汇演个人表演奖等奖项。期间，高山英子被吉林省歌舞剧院来校选秀时选中，但因父亲去世，其倾慕已久的演员梦再次破灭。初中毕业后，高山英子待业在家中，由于父亲早逝、母亲不通汉语，家庭的重担压在了年仅十五岁的高山英子身上。在艰难的环境中，高山英子开始学医、到学校等单位教授“忠字舞”，并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高山英子参加相关文娱团体，到各地演出。

文革过后，随着高考制度恢复，高山英子有幸成为地方政府推荐参加高考的十人之一，并于高考时在十人当中考取了第一名。然而，到发榜时她却名落孙山，唯一的缘由是因为她的日本人血统关系。之后，高山英子还参加文工团等考试，皆因同样的原因而夭折。“当时国家的政策相当严格，像我这样有着日本人血统关系的人，处处都遭到冷遇，就连找对象都要受到影响。但是，我从未悲观。因为我热情外向的性格，使我与周围群众的关系特别地好，整天都很愉快。当然，有时我也会幻想，如果自己出生在贫下中农家庭里就好了。尤其是，当时成立了长春外国语学校，我非常羡慕那些能进入此学校深造的人。但对我来说是决定不可能的，因为我有日本人血统关系。”高山英子对自己未能实现大学梦、演员梦而深感遗憾，而对自己多年来得到老师、同学和周围群众的关心而欣慰。

1972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高山英子走上教师岗位，任长春某初中音乐教员，并经常被学校派到各地学习相关业务。工作期间，高山英子编导的舞蹈等节目，多次为学校赢得奖项。1983年，高山英子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十几年的教师工作经历，使高山英子的业务能力及自身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时值今日，高山英子仍将自己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教师生涯中学校和“长影”领导的栽培。

1972 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战争期间遗留中国的残留孤儿、残留夫人开始陆续返回日本。由于母亲（当时从教于长春外国语学校）和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对长春这片养育自己成长的热土的眷恋，直至 1985年高山英子才同母亲回到了日本。

溢满泪水的创业路

高山英子回到日本之初，母女俩靠微薄的日本政府补贴艰难度日。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不再受到日本亲属们的歧视，不通日语的高山英子终于找到一份皮革工厂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错，但皮革厂的工作环境是常人难以接受的。在矮小的铁板房内，没有空调和电扇，超出人体体温十几度的高温环境，使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毛巾裹些冰块围在胸前或搭在脚上，在炙热的烘干机旁艰难地工作。除了难以忍受的高温外，几乎每项工作都要与碱水打交道。工作不久，高山英子的双手开始脱皮、流血，回到家里洗衣做饭时，更是刀割般的剧痛。语言不通和工作上的艰辛，将高山英子深深置于汗水与泪水交织的痛苦里。

在皮革厂工作两年后，随着日语稍有长进，高山英开始计划自己的创业之路。离开皮革厂后，高山英子到专门学校学习服装设计和会计事务，并获得了三级会计师资格，继而于 1989年成立了贸易公司，从事中国工艺品经营。虽然成立了公司，但由于初建公司的窘境，进货、卖货、甚至接电话都要她一个人来做。高山英子奔波于中日之间下订单，还要踉踉跄跄地提着沉重的包裹，到日本全国各地展卖，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由于种种原因，公司自成立之初便艰难地负债经营。暮年的母亲要生活，正值少年的儿子要读书，纵使千般辛苦，高山英子还是坚强地奋斗着。为了使并不景气的生意逐渐焕发出生机，高山英子以同行们十倍、百倍的付出拼搏着。她永远忘不了为卖掉一只花瓶而向客人反复游说两小时的经历；永远忘不了肩扛手拎、大包小裹地跑市场、为了还债而辛苦奔波。当肩上担子严重超负荷、压得透不过气时，她曾多次想到过自杀。然而，母亲一生辛苦奢望暮年过些平静日子、儿子天真可爱难舍难分，高山英子只能将泪水咽到肚子里，以超乎常人的耐力将贸易公司经营了六年后，转行创立了旅游公司。

高山英子经营旅游公司，缘于一次组织日本道教团体到中国新疆旅游的机会。在此行程中，一对日本年轻人还以新疆当地风俗举行了婚礼，让高山英子看到了中日民间交流的热望，看到了旅游业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高山英子每次带日本友人到中国旅游，都带着文化交流的色彩，做有益于中日交流的事。而且，每次组团都是她亲自带队，以优惠的价格和热心服务赢得顾客；以兄弟姐妹的亲情赢得了日本民众的信赖。因此，高山英子的旅游公司开业至今从未做过广告，日本足立工业大学等大型团体赴华旅游时都会找到她，使她的旅游公司逐渐红火起来，并慢慢地还清了债务。

东方文化交流协会连接中日情

“中国是我的爸爸，日本是我的妈妈。”高山英子不忘父亲和中国的养育之恩，无论做事还是创业，她都会以促进中日友谊为前提，勇当促进“父母”和睦的民间使者。当她还清债务之后，便于1994年成立了东方文化交流协会，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

记者：能否谈一下您创立东方文化交流协会的初衷？

高山：从1992年开始，我的事业有了起色，经济有了宽裕，我就想创立这个协会。其实，这个想法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生养了我三十多年，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中国给的。中国是我的爸爸，日本是我的妈妈。我决心为中日友好交流尽我所能，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因此，我就自费创立了这个协会。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东方文化交流协会的活动内容？

高山：我们定期举行大型交流会，还以中文班、书法班、水墨画学习班、太极拳学习班等形式，使日本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我还结合旅游公司的优势，在经营公司的同时，进行多方位文化交流活动。1994年，我们组织了265位日本足立工业大学的学生同中国浙江大学进行交流，宣传中国文化，让日本学生了解中国。从1995年至今，我每年组织日本友人和相关人士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演出和电影节活动；连续三年组织日本青年乐队和歌手到南京演出，每次观众都达万人以上，反响非常强烈，很多观众都与我们的歌手、演员成了好朋友，把中日友好的种子深深地撒在人们的心田。1999年2月我们组织了第一次中日友好大联欢，此后每年一次，活动内容有中国电影观摩、中国歌曲演唱、中国诗歌朗诵、乐器表演等，最后一个节目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东北大秧歌，大家又唱又跳像一家人一样。明年，我们的第十次中日友好联欢活动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将组织二百名左右日本大学生、电影明星及相关人士，与中国大学生进行交流。

记者：十几年来，东方文化交流协会作为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为促进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多贡献。您作为女强人边经营公司边做中日文化交流工作，您的付出一定是艰辛的。那么，能否谈一下您在中日友好交流工作中一些刻骨铭心的事？

高山：我们凭借方文化交流协会这个平台，在中日友好工作中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中日民众反响强烈，并得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认可和支持。对于我个人来说，最难忘的便是1999年2月举办第一次中日友好大联欢的情景。当时，我母亲患癌症病危，我让儿子替我照顾母亲，自己强挺着张罗开会的事。而恰恰在开会这天早晨5点，母亲病逝在医院，尽管万分悲哀，我还是哭着央求医生将母亲的遗体存在医院后，8点准时到会场主持开会。散会后，我跑到洗手间哭得死去活来。按照常理，当时我应该及时安排母亲的后事，而不该参加会议。但是，如果不去开会，就意味着东方交流协会自此失去信誉。办完母亲的后事，我整日哭泣，悲痛至极。然而，一进入到中日友好交流工作中，我就会藏起悲痛，因为我想在中国受到人们关照了多年的母亲一定会理解我的，我也更加坚定了搞好中日文化交流的信心。

目前，经历多年坎坷与沧桑的高山英子，与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庞学勤组成了美满的家庭。在人生暮年享受甜美爱情的同时，高山英子仍然奔波于中日两国之间，忙碌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我们祝福她未来的人生，事业辉煌！生活幸福！祝“好人一生平安”！

本报记者：邓春